孽子
先生，你们这里有没有送来一个光头赤足的男孩？先生，你们这里有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少年么？十四五岁，打着赤足的？先生，是昨天送来的，他没有姓，没有名字，他叫小弟——
第二天一早，我便出去满台北到处去寻找那个白痴仔了。我先到三分局、四分局，最后到总局，都没有问出下落，最后只好赶到台北精神疗养院去。疗养院里守门的护士不让我进入病房，只许我在铁栏杆外观望。他告诉我，青少年的病人一共只有两个，可是都是三个多月以前进院的。有一个走了出来，是个带着玳瑁边眼镜，一脸长满了青春痘十六七岁的胖少年，他穿了一件绿色睡袍，伸出一双猪蹄似肥膀子，像患了夜游症一般，往前摸索行走着。
“不是这个吧？”男护士指了一指胖少年，悄声问道。
“不是－－先生－－”我说道，“他是个白白瘦瘦的孩子，剃着个青亮的和尚头的。”
中午，台北市已经罩入了暴风半径，风势一阵比一阵猛烈起来。仁爱路两旁高大的椰子树给风刮得枝叶披离，长条长条的大树叶，吹折了，坠落在马路上，萧萧瑟瑟的滚动着。杭州南路一根电线杆倒成了四十五度角，一束束的电线，松垮了下来，垂到地上，交通警察正在吹着哨子指挥车辆绕道而行。马路上的行人，都给吹得摇摇晃晃。一个女人的一把塑胶花雨伞，嗖地一下给刮到了半空中，像脱了线的风筝，载浮载沉的飘摇起来。一阵暴雨，重庆南路马上淹没了，黄浊浊的小川，在路上急湍的蛇行着。衡阳街成都路两旁骑楼上竖立的商店招牌，给风笞挞得惊慌失措，一齐在哐啷抖响。“大三元”吹落了，洋铁皮的招牌框在柏油路上翻滚，发出尖锐的声音。
我坐公共汽车赶回西门町，银马车停业一天没有开门。我感到饥饿起来，可是西门町一带的小吃店，大都关了门。我顶着风走到武昌街，希望能够在那里找到几家摊贩。有几个卖水果的正在收拾摊子，推着推车，提早回家。一阵狂风迎面卷来，几个摊贩同时都弯下身子，拼命顶住满载着香瓜、芭乐的推车。遥遥落在后面的一个摊贩，是一个身材娇小的年轻女子，一头的长发给风吹得乱飞，她穿着一条土红的布裙，裙子也吹了起来，露出她那双青白的小腿。她那架推车上，堆满了鲜红的西洋柿。女人整个人都往前倾斜，肩膀抵住推车，然而她那细弱的身躯，竟敌不过猛劲的风势，呼呼两下，给逼得一连往后踉跄，她脚下一松，一下坐跌到地上去。推车前后一颠簸，哗啦啦便震落了十几枚西洋柿，鲜红的滚得一地。我赶忙跑过去，抓住推车手柄，将车子稳住。女人从地上挣了起来。她看见一地的西洋柿，有几枚还浸在污水里，痛惜叹道：
“嗳。”
她捞起裙子，弯下身，去将地上那些红柿子，一只只拾了起来，兜在裙子里。她把几枚没有跌伤的，用裙角揩了一揩，仍旧放回推车上，剩下五六枚，跌得裂开了，果汁淋淋漓漓流了出来。女人挑了一枚特别大的，递给我道：
“我们吃掉吧－－这些卖不出去了的。”
我也不客气，道了一声谢，便接过柿子，大口啃了起来。柿子熟透了，沁甜如蜜。女人自己也挑了一枚，跟我两人立在风中，一同吃着跌破的柿子。她二十七八岁，深坑的大眼睛，尖尖的下巴，大概刚使过劲，青白的脸上，泛着红晕。大约她看我吃得兴高采烈，她那双深坑的大眼睛，纵容的注视着我，笑道：
“很甜呢，是吗？”
说着她又递了一枚跌伤了的柿子给我。我有许多年没有吃过这种熟透沁甜的西洋软柿了。我记得那年母亲离家出走的前两天，她对我突然变得异样的温柔起来，那天她买了几枚西洋柿回家，竟意外的把我叫到天井中，坐在矮凳上，跟她一块儿剥柿子吃。那几枚西洋柿已经烂熟，手一撕，皮便扯掉。母亲剥好一枚柿子，自己先咬了一口，惊喜的叫道：
“真甜呵！”
顺手便把剩下的半枚递给我，我咬了两口，果然甜丝丝的，却又带着些许柿子特有的涩味。
“好吃么？”母亲微笑道。她摘下手帕来，替我拭去口角上的柿子汁。大概因为母亲从来没有对我那样亲昵过，她那次突发的爱抚，使我感到受宠若惊，而且惶惑不解，竟至于有点尴尬起来。
“黑仔，你知道么？你阿母小时卖过柿子呢的！”母亲若有所思的追忆道。母亲很少提起她在桃园乡下养父母家的生涯，偶尔提起，也是一片忿恨，“我们乡下园里，有十几棵柿子树，就在池塘边。柿子熟了，吃不完，你阿婆便叫我拿去镇上去卖，卖不掉的，我就统统自己吃掉－－”母亲说着咯咯的笑了，“－－吃多了，肚子发疼！”
母亲笑得前俯后仰，她那一头长长的黑发一匹黑缎似的波动起来。我看见母亲笑得那般开心，乐得像个小女孩一般，也跟着她笑了起来，那是惟一的一次，我们母子俩在一块儿笑得那般忘情。两天后，母亲便失踪了。
“我要买两斤柿子。”我对那个摊贩女人说道。
“十五块一斤－－”她打量着我说，随着挑了四枚最大最鲜红的，用秤称了一下，递给我看，风把秤锤吹得飘荡起来。
“两斤二两，就算你两斤吧。”她好意的说道。
“谢谢你。”
我道了谢，把三十块钱钞票塞给了她。
她将钱收到裙子口袋里，推起她的车子，顶着风，吃力的行走下去。她的头发，在风中，飘得老高。偶一回头，她望着我，却又笑了。我捏着那袋柿子，乘上了公共汽车，往南机场去。我要把那袋又红又大的西洋柿，拿去送给母亲。
到达南机场克难路母亲居住的那间碉堡似的阴暗潮湿的水泥楼房里，来开门的，又是上次那个额上生满了白斑的老太婆，她见了我，没等我开口便说道：
“你是阿丽的大儿子阿青，是么？”
“我给阿母送点东西来，阿巴桑。”我应道。
老太婆让了我进去，走到里面那间昏幽的厅堂，她止住我道：
“你稍等。”
说着她径自蹭到里面，搬出一只竹篾编的箱笼来，嘭地一下搁到地上，掀开了盖子，喘吁吁的指着笼子里说道：
“阿丽留下的东西，都在这里了。”
竹篾笼里，塞满了破烂的衣物，母亲上次身上裹着的那件透着药味的黑绒线衫也覆盖在里面。老太婆弯下身去，伸手到笼子里翻掀了一阵，把母亲两件斑斑点点泛了黄的亵衣也扯了出来，笼里发出一阵刺鼻的怪味。
“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你要呢，就拿几件去。”老太婆仰起面对我说道。
“是几时的事－－”我悄声问道。
“你上次什么时候来的？”老太婆偏过头去，眯起眼睛想了一下问道，她脑后吊着的那一小团稀疏的发髻，好像随时都会剥落似的。
“是中元节，七月十五。”
“对啦，就是第二天，半夜三更断的气。”
我双手紧捏住那袋柿子，看着老太婆蹲在地上，把笼子里的破烂左翻右翻，半天她立起身来，拍了一拍手，唠叨起来：
“阿丽病了那么久，在床上都睡了三个多月，用了多少钱，你知道么？我们并不是有钱的人家啦，很艰苦呢。这次事情，火葬费就是三千块－－是阿丽自己要烧的，我们是遂了她的愿。老实说，我儿子也算对得起她了－－”老太婆又咂嘴又叹气，向我数说。她看见我没有答腔，一直瞅着竹篾箱底里那一堆破烂，她便冷笑了一声，说道：
“她那只金戒子么？值几个钱？早赔进去了。你今天来得正好。你阿母留下的话：无论如何，要你把她的骨灰送回你们家去，葬在她小儿子的旁边－－”
“她的骨灰放在哪里？”我打断了她的话。
“大龙峒大悲寺，我们已经跟庙里的老师傅讲好了，你自己去取吧。”
大悲寺是一个破旧荒凉的庙宇，四周围着七零八落的违章建筑。有些贫苦老人无处安身，便挤到寺里去栖住去了。我进到寺内，看到里边三五成群，衣着褴褛的老人，拱缩在一堆。有的在条凳上呆坐，有的交头接耳在私语。一个小沙弥引我去见寺里住持，他是一个七十左右的老和尚，一脸皱得眉眼不清，矮小的身躯，干枯得只剩下一袭骨架，身上那件黑袈裟，拖拖曳曳，差不多垂到了地上。我向他说明来意，老和尚的听觉失灵，我讲话，他便用手兜住耳朵，他那张瘪得深坑下去的秃嘴巴，一径开翕着，喃喃不停。我在他耳朵边喊了几次母亲的名字，他才若有所悟似的，点了点头。
“黄－－丽－－霞－－她是半个多月以前进来的吧？”老和尚的声音颤抖而沙哑。
“是的，老师傅。”
“他们说，她在等她的儿子，等他来领她回家－－”
“我就是他的儿子，黄丽霞的儿子，”我弯下身去，在他耳边大声说道。
“咳。”老和尚叹了一口气，喃喃自语的念了几句，然后朝我挥了一下手，说道：
“跟我来吧，小弟。”
老和尚颤巍巍的走了出去，一阵劲风把他那袭袈裟吹得抖瑟瑟的飘起，他那枯瘦的身躯连晃了几下。我跟在他身后，向寺庙右侧的极乐殿走去，殿里是置放灵骨的所在，里面暝暗，靠正面墙有一个三叠层的木架，密密的排着三排一只只酱黑色圆肚子的骨灰坛，木架上端点着一盏黯淡的长明灯。骨灰坛上都贴了标签，有的年代久了，没人收葬，坛上积了一层灰，标签变得焦黄，上面的姓氏字迹都模糊了。
“黄丽霞在这里。”
老和尚走过去，弯下身，颤抖抖的伸出手来，按到第二排左边第四只坛子上。我赶忙蹭过去。那是一只新坛子，在幽暝中，还微微的反着光。标签是白的，上面写着“桃园黄丽霞”几个字。骨灰坛约一尺高，是黑陶坯，表面粗糙，挤在其他几个骨灰坛的中间。
“你来把你母亲带走吧。”
老和尚回头向我说道。我将手上那袋柿子挟到腋下，佝下身去，双手将母亲那只骨灰坛捧了起来。
“老师傅，我要到殿上去上一炷香。”我对老和尚说道。老和尚点了点头，他那张坑下去的瘪嘴开翕了两下，然后蹒跚的引领着我，踱过走廊，往正殿上走去。到了大悲殿门口，他却止住了脚，对我说道：
“小弟，把你母亲放在殿外头，里面有佛祖菩萨，她是不能进去的。”
我把母亲的骨灰坛放置在大悲殿门槛外面地上，步及殿内。殿门上端悬着一块乌木横匾，“苦海慈航”四个大字金漆已经剥落，木匾齐中间开了一道裂痕。殿内神龛暗沉沉的，布满了灰尘，殿中央那尊巨大的佛祖塑像，大概因为香火不盛，年久失修，金面薰得焦黄，莲座也缺裂了。供台上供着香烛果品，风从殿外卷进来，吹得香烟乱绕。
我把那几枚鲜红的西洋柿搁到台上的供碟里，向老和尚要了一炷香，因为风大，划了三根火柴才点燃，一阵浓郁的香烟扑到脸上来，薰得我的眼睛酸辣辣的。我双手握住那炷香，插到台上一只蓝瓷香盆里，退回到殿中央，在那尊巨大的佛像面前，跪拜了下去。我自己从来没有进过寺庙，烧香拜佛。可是记得小时候，每年观音诞，母亲便买了香烛到板桥那间香火鼎盛的观音妈庙去进香。
有一次她带了我和弟娃一块铥产，要我们跟她一同跪拜观音菩萨，她那娇小的身躯匍匐在观音大士的脚下，一头的长发几乎吊到了地上。母亲双手合十，嘴里喃喃念念，在祈求倾诉。她那双深坑的大眼睛，闪烁得厉害，在发着异常痛苦的光芒。那天中元节，我去拜访她，她紧握住我的手，要我到寺里替她上一炷香，乞求佛祖超生，赦她一生的罪孽。那时她那双变成了两个黑洞的眼里，也那样充满了畏惧和惊惶。
母亲大概一生都在害怕着什么，所以她那双眼睛才会那样一径闪烁不定，如同一双受惊的小鹿，四处乱窜。一辈子，她都在惊惧，在窜逃，在流浪。她跟着她那些男人，一个又一个，飘泊了半生，始终没有找到归宿，最后堕落瘫痪在她那张塞满棉被发着汗臭药味的破床上，染上了一身的恶毒－－她临终时，必是万分孤绝凄惶的。然而她那具残破的躯骸已经焚烧成灰，封装在殿外那只粗陶的坛里，难道坛里的那些灰烬仍带着她生前的罪孽么？我朝着佛祖一头磕了下去，额头抵住佛殿冰凉的磨石地上。
“小弟，快送你母亲回去吧，大风要来了－－”
祈求完毕，老和尚颤着声音向我招手道。他企立在殿外的石阶上，他身上那袭黑袈裟，给风吹得急切的抖动着。
在龙江街二十八巷我们家的那个巷口，我便叫计程车停了下来。巷子里了无人迹，各家门窗紧闭，只有墙头缺口一根根光秃秃的晾衣竹篙兀自撑出墙外来，那些破烂得丝丝缕缕的尿布三角裤大概老早收走了。左边秦参谋家的大门仍旧缺着一扇，剩下的另一扇，在风中咿咿呀呀来回乱晃。巷中的垃圾堆，还在那里，黄黄黑黑的高耸着。阴沟里涨了雨水，混浊浊的秽物冲到了路面，一片泞泥。风刮进巷子，发出呜呜的呼声，使得我们这条破败的死巷，显得愈更荒凉，而且急乱。我把母亲的骨灰坛，紧紧搂在胸前。我的手心在发汗，那只圆肚子的坛子有点滑溜，不容易捧牢。风大逼人，脚下不甚稳靠，一步一步，兢兢业业，我将母亲的骨灰坛，护送到家。
我们家屋檐角上那块黑油布，仍然覆盖在那里，上面压着许多块红砖，砖头都发了黑霉。前年黛西台风过境，把我们的屋顶，掀走了一角。第二天，父亲领着我跟弟娃，我们父子三人合力把这片漏洞用油布遮了起来。我爬上屋顶，父亲站在梯子上，弟娃在下面传递砖头。可是爱美丽要比黛西强烈得多，这一角漏洞，不知能不能抵挡得住今晚的暴风雨。我从大门缝中，看到里面家中的门窗都关闭着，没有开灯，尚未到六点，父亲下班大概还没有赶回来。我捧着母亲的骨灰坛，站在我们家的大门口，刹那间，我几乎忘却了我曾经离家已经四个月了，而且还是让父亲逐出家门的。
我将母亲的骨灰坛搁在地下，纵身越墙爬到屋内，打开大门，将母亲的遗骸，迎接到家里。我们那间阴湿低矮的客厅，在昏暗中，我也闻得到那一股常年日久墙上地上发出来呛鼻的霉味。那股特有的霉味是如此的熟悉，一入鼻，我顿时感到，真的又回到家了。我捻开厅中那盏昏黄的吊灯，将母亲的骨灰坛，放置在我们那张油黑的饭桌上。客厅里一切依旧，连父亲那张磨得发亮的竹靠椅位置也没有移一下，端端正正的坐落在厅中的吊灯下。椅旁的一张小几上，搁着父亲那副老花眼镜。夏天的晚上，屋内热气未消，我们都到门口去乘凉，父亲一个人留在屋内，打着赤膊，就坐在那张竹靠椅上，戴着老花眼镜，在那盏昏黯的吊灯下，聚精会神的阅读他那本翻得起毛、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《三国演义》。只有蚊子叮得一下，他才啪的一巴掌打到大腿上，猛抬起头来，满脸恚然不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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