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性——证明自己是女人
1995年春天，我满怀希望从成都登上了列车，开始了我的上海之行，我要去拜访上海长征医院为秦惠英做变性手术的何清廉教授。在诊断室里，我见到了何教授，他随手递给我一张预先印好的有关部门停止开展变性手术的传单，并打断了我的请求：“小伙子，回去吧，有关部门打了招呼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开展这类手术了。你也许不知道吧，那个动了手术的秦惠英，至今户口上都还没有同意改换性别，我们的国情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啊！”
从上海回到家里，我的情绪降低到了冰点。
在提交申请那段时间，我像疯了一样偷偷一人跑去求爹爹告奶奶。公安局、司法局、医疗部门的鉴定等诸多关卡我都已通过，可是我的单位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。“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。”我于是横下心来，毅然辞职。我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，实际上就在那个时候，我的人生悲剧已经开始酿就。
1996年6月25日，在母亲和二嫂的陪同下，我住进了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美容中心。1996年7月2日，是一条我生命历程中的分水岭。新生命在炼狱般的洗礼中终于诞生，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用约束自己，我可以明目张胆地调脂弄粉，也可以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舒畅和自由。
7月20日，我和母亲满身疲惫地踏上回家的旅途。一回到长宁老家，我就蜗居在自己的小屋里闭门不出。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在那鸡犬之声相闻的小镇里，我变性的消息在左邻右舍传开了，不断有人向母亲打听我的情况，难免夹杂有流言飞语，并以讹传讹。
母亲一脸沮丧地对我说：“孩子，你出去躲躲，妈也没办法了。”我还能说什么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眸。
于是，在家经过不到两个月的休养，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家人，极不情愿地走上了流浪之路。
在走出家门时，我和我的家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：
那就是我还没有完成二期手术，喉结没切，胸也没隆。
可想而知，这会给即将以女性身份出现的我在漂泊路上带来什么。
9月中旬，我去了珠海，投靠了和我原来同一科室工作的张三哥，通过张三哥的介绍，我当上了宾馆服务员。置身于那一大群女服务员中，我才开始意识到二期手术没做的严重性。那些打工妹悄悄议论着，只言片语不时飘到我耳边：“她好像是个男人啊！”“瞧她那喉结，八成是个阴阳人，哪个正常的女人长有喉结。”我觉得自己就像动物园里的稀罕动物在被游人观赏着，我装着没听见，可脸色涨得通红，内心就像针刺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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